每日一问：西汉​​时期霍去病“马践踏匈奴”墓群的历史地位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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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去病，一位为汉朝立下汗马功劳的名将，于元寿六年（公元前117年）突然去世。 据《史记·韦乔奇将军列传》记载，武帝“自长安至茂陵”，“以祁连山为葬地”以示吊唁。 对于《史记·索隐》中霍去病墓的具体位置，姚说：

“该墓在茂陵东北，与卫青墓合并。西边的一座是清墓，东边的一座是病墓。”

根据文章中的描述，茂陵以西约一公里处通常被认为是霍去病的坟墓。 霍墓中最吸引历代学者关注的当然是散落在封土内及其周围的巨型石像（以下简称“霍墓石刻”）。 民国以来，许多学者对霍氏墓石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迄今为止，大多数讨论尚未达成共识。 接下来，我们希望通过对霍氏墓石刻的研究，了解霍氏墓石刻在中国古代墓碑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值得庆幸的是，此前学者们的争论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条件。

一、大型石雕的“前身”探讨

秦始皇墓志铭的确切年代，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许多学者根据某些文献的记载，认为这些墓碑在西汉之前就已存在。

学术界对这种观点持积极态度，原因有二：一是秦代已形成在地上建筑上铸造大型金石雕塑的风潮；二是秦代已形成在地上建筑上铸造大型金石雕塑的风潮； 其次，从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出，秦代已经具备了较为先进的石材加工技术。 但以上两点只能说明秦人墓葬地面石刻“可以做到”，而不能证明“应该做到”。 因此，我们不能对这一说法的可信度过于乐观。 这是根据当时的丧葬观念和墓葬制度得出的结论。

从墓葬建筑来看，这一时期的墓体大多采用立体高度来显示其威力，比如在墓葬上方使用很高的土块，甚至修建宴会厅等。 在墓碑前放置石雕，是对上述结构的深度消解。 以至于地上的石雕没有了神道，几乎就没有任何意义。 总之，在没有确切的考古资料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断定汉代以前的陵墓地面上就有石刻。

西汉以来，除霍氏石刻外，还发现了多处与秦始皇陵有关的石刻。 碑文中认识到和平三年（公元前26年）的《小鱼碑》与丧葬术语有关，被视为后来墓碑的原型，大体是正确的； 天丰三年（公元16年）的莱子侯刻石在山东邹城发现，被认为是与冯陵有关的文物。 在石雕艺术方面，河北石家庄小安社村出土石像一尊。 有学者认为，这是汉文帝重修南越王赵佗墓时的作品。

山西安义杜村的石虎、甘肃天水李广墓的石马，都经常与皇帝的陵墓联系在一起。 但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发现的石雕都是一种形式的石雕，并不形成整体的组合关系。 霍墓中的壁画则是另一回事了。 据《史记·索隐》记载，霍去病墓“上有立石，对石马，亦为石人”。 这说明墓葬中至少藏有石马和石人。

卧马石雕

通过大量中外学者的考察和记载，我们可以看出，霍氏墓中的石雕组合远远超过了上面列出的信息。 据目前所见资料，霍氏墓内共有石刻18处，其中14处为石像，有踏匈奴、跃马、卧马、卧牛、卧虎、卧象、野猪、蟾蜍、青蛙、吃羊的怪物、石人、人类和熊，以及 2 条石鱼； 石刻四块，其中“左司空”石刻三块，“平原乐陵苏巴雅、霍桂猛”石刻一块。

卧虎石雕

这组石刻不仅与同时期的单体石刻不同，而且更接近后来的墓碑。 当然，霍墓石刻中也存在一些组合逻辑，这将在后面详细讨论。 可以说，霍氏墓石刻在当时的地位虽然不高，但确实是大规模墓葬石刻群的“先驱”。

马践踏匈奴石雕

二、霍金石刻艺术的特点

霍氏墓石刻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久、规模最大的一批墓葬石刻。 但霍墓石刻是否对后世石刻有直接影响尚不清楚。 可见霍墓石刻的历史价值是有限的。 这种局限性体现在石雕的造型和空间布局上。 根本原因在于霍墓壁画的特殊功能。

除霍氏墓中有一尊石马外，其他大部分在后人的墓碑上都未曾见过。 例如，石雕中的动物大多是躺着的，这与后来墓碑中出现的站立或行走的姿势有很大不同。 “左司空”是碑的制作者，与碑名相近。 “平原乐陵苏巴雅与霍桂猛”，“雅”字应是“直”字，是守墓人的意思，所以这块石碑应该是守墓人的墓碑。 因此，石刻与后人的墓碑之间并没有太大的联系。 由此可见，霍墓的石刻制度与后来的石刻制度有很大不同。

关于石雕的空间布局，拉蒂格、帕鲁丹、程铮等人根据实地考察和文献记载，绘制了许多石雕的空间布局，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通过对比两幅布局图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具体布局并不完全相同，但这些石雕的布局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朝南，一类是朝北。 封地周围还发现了一些石雕，如石人、卧虎等。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从封地的斜坡上摔下来的。 不过，这匹卧马的位置却很特殊。 它孤零零地矗立在北方遥远的空地上。

皮晓波（W.）提出，这条“通道”与北方的一座小墓相连（相传是霍去病的墓），其中“五马石”是现存唯一的石碑。 “通道”。 这个说法确实有道理。 有学者认为，上述空间格局体现了“管制”与“非管制”的结合。 “规”方面体现在墓门前的石马与墓门上的石雕相似，即所谓“石马相向”。 但这条规则的含义却让人心存疑虑。

据钻探资料显示，霍去病的墓道在墓室的北侧。 按理来说，神道通道应该在北方，所以并不是马匹和战马所在的位置。 因此，在我看来，霍氏墓石刻的类型和空间布局与当时的制度关系不大。

建筑形式和空间位置的独特性，不仅符合新事物产生的初始条件，也隐含着其独特的功能。 从流传下来的资料来看，霍去病的葬礼是一次全国性的大型活动； 碑文还显示，霍氏墓上的石刻是左少甫的工匠制作的。

另外，霍去病陵属于茂陵的一部分。 因此，霍氏墓碑的功能基本上是汉朝决定的，可以肯定的是，汉武帝作为“守护神”，扮演了这个角色。 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霍墓石刻的功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思想文化密切相关。

因此，许多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 例如，霍墓石刻的动机可分为“济公”和“升仙”两种。

《史记·索隐》中引用崔浩的话：

“去病在此山击败昆邪王，遂命人立碑以表彰其功绩。”

根据这些资料，学者们普遍认为霍氏墓碑文是“为纪念功绩而建”。 “马践匈奴”的命名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而在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动物的雕塑，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对山中恶劣条件的一种模仿，也是战斗的写照。

由于有文献资料的直接支撑，这一概念长期在中国当代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在一般美术史著作中也常常被视为常识。 相比之下，还有升仙之说。

事实上，早在1930年，日本学者水野精一就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他认为“霍墓”壁画仿照“博山”鼎，符合“求仙得道”的时代潮流。 有关的。 然而，或许是因为对唯物史观的误解，这些鬼神学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被中国学术界所忽视。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思想领域的松懈，学者们对“升仙说”有了新的思考。 程铮是国内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 他提出霍墓石刻借鉴博山灶等艺术作品的表现手法，营造封地“山神水怪”的氛围。 虽然程铮先生还在讨论霍家墓碑是如何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以祁连山为墓”的目的的，但可见他的思想已经向升仙论又近了一步。

此后，关于这一点的研究开始出现。 陈士宏对霍墓石刻的研究认为，与“神仙”炼丹有关。 林同彦通过对封印在大地上的各种个体石雕的重新解读，建立了完整的吉祥形象体系，并据此推断出以霍去病陵为代表的祁连山是与中国的蓬莱三岛类似的“神”。太液湖。 ”或“仙山”。

郑岩认为檀香山石雕是对仙山的模仿，并认为石雕的造型应保持石头的自然形状，才能与其所表达的宗教内涵相一致。

何西林的观点是最具创新性的。 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那就是茂陵是一座“仙楼”。 虽然确定霍去病的陵墓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将陵墓与陵墓分开未免太仓促，因为从钻探结果来看，陵墓地下应该有一条通道。 但何西林却慧眼识人，相信霍去病的坟墓是整个茂陵陵园的一部分。

因此，大多数人认为霍氏墓碑与当时的仙法有关，目的就是要将霍氏墓变成茂陵的“仙山”。

关于霍氏墓石刻的创作动机，学界有“济公”和“升仙”两种不同的解释。 然而，这两个看似不同的目的在当时并不一定是完全分开的。 这是由于祁连山在汉代具有双重意义。

首先，从自然地理角度来看，祁连山地区曾经是霍去病的战场； 在此基础上，用石雕再现了墓主曾经战斗过的战场，将整个陵墓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功勋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 崔浩对《祁连山墓群画像》的解读自然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体现的。 但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看，祁连山本身在汉代就是一座“圣山”。

据林梅村考证，祁连山名“昆山”，“昆山”即“昆仑山”。 毫无疑问，昆仑山是秦汉时期的一座神山，一座被尊奉为神的山，也是一座著名的墓地。

汉武帝痴迷于占卜，受祁连山的启发，他在墓中模拟了祁连山的样子。 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奉武帝之命还是皇帝之命，但从霍墓中的壁画来看，这很可能就是他们的目的。 在祁连山文化的双重内涵下，纪念功德与象征意义两种功能之间的差距本质上正在被填补。 在后来的一些墓碑上也有这种功能的痕迹。

唐昭陵内陈列昭陵六匹马，意在彰显太宗的军事功绩，具有一定的规训性质。 有学者还将东汉南朝墓葬中常见的飞禽走兽归结为“飞天”的概念。 但更多的时候，这些铭文只是符号、符号、符号、辟邪、模拟守护的仪式。 霍墓石刻更多的是反映一定时期某个事件、某个人的意识形态的活动，其背后的行为动机并没有太多深刻的意义。

三、绘画风格对后来石刻技法的影响

霍墓石刻的艺术风格有其鲜明的特点，基本上可以用简洁而有力的概括来概括。 尤其是它更多地遵循石材的原貌，较少采用人工雕刻来塑造其艺术形式。

踏马匈奴、卧马等石雕更多是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但其四肢之间没有空洞，那些与石融为一体的石雕也遵循这一原则。 至于卧虎、卧象、卧牛、野猪、蟾蜍、青蛙、食妖羊、石人、人与熊、石鱼等石雕的造型语言，则充分体现了上述风格。 对于这两种类型出现的原因，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

有学者认为这种画风是受到草原民族绘画风格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这与石窟独特的宗教内涵有关； 而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当时的石雕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 它还不够发达，所以导致了客观的简单化。 无论霍墓石刻艺术形成的原因如何，这一发生在当时政治中心、国家主导的重大工程的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审美时尚。

汉代曾有多处与霍氏墓相似的石雕，包括咸阳石桥上的石兽、安邑杜村的石虎、天水李广墓上的石马、徐州博物馆内的石虎等。 ， ETC。 。

但不可否认的是，到了东汉时期，其影响力已大大削弱。 最晚到东汉中后期，陵墓雕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有石塔、石柱、石人、石兽等，石雕的艺术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石兽以石雕动物为代表。 更加动感的“S”形出现了，石兽上点缀着精美的图案。

从现有实物资料来看，洛阳作为其政治中心，很可能是其独立的创作地，或者至少是其流行形式的先行者。 而且这种画风在当时的祖国大江南北影响很大。 但关中地区虽有“火墓”石刻，但整体资料缺乏，地域特色难以研究。 但从沈家村张骞墓出土的石像来看，明显受到洛阳地区石像的影响。 关中石刻随着地区政治地位的下降而逐渐衰落。

作者的结论：

客观评价霍去病陵石刻的历史地位，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客观评价。

首先，与仅有文字记载的秦始皇陵以及同时期的散落个体相比，霍氏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大型墓室装饰石刻群。 可以说开创了这一潮流。

其次，由于霍墓石刻的独特功能，其类型和空间布局对后世石刻规范的影响相对较小。

最后，“流行趋势转瞬即逝，但风格和魅力永存。” 尽管霍墓壁画的造型语言已不再是东汉时期的主流，但其所代表的艺术风格并没有消亡。

影视信息：霍去病战马践踏匈奴

可以说，西汉霍墓石刻是历史上具有非常独特艺术风格的文物，也在古代墓葬雕刻艺术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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